引用本文： 安丽娟, 俞永江. 腹股沟疝修补术后慢性腹股沟疼痛危险因素的研究进展. 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 2020, 27(5): 629-633. doi: 10.7507/1007-9424.201908054 复制
腹股沟疝是普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腹股沟疝修补术是治愈成人腹股沟疝的有效方式，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2 000 万例患者接受腹股沟疝修补术[1]。1 项基于丹麦数据库的调查研究[2]发现，由于手术方式的改进及材料学的发展，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的复发率在 5 年内下降了 5%。近来国内有研究者[3]认为，腹腔镜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的复发率低于 1%，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对腹股沟疝修补术后慢性腹股沟疼痛（chronic postoperative inguinal pain，CPIP）的发病率及其危险因素进行研究。CPIP 被定义为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出现的新发或与疝修补术前性质不同的腹股沟区疼痛，并且持续时间>3 个月[4]，发生率约为 12%[1]。CPIP 的发生可能与缝线或补片刺激、压迫或损伤腹股沟，补片或瘢痕组织引起的持续性炎症等有关，也可能因手术方式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疼痛机制[5-6]。但其确切的发病原因仍不清楚，笔者现就国内外关于 CPIP 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作一综述。
1 患者因素
1.1 性别
近年来，关于疼痛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研究[7]显示，女性患 CPIP 的风险明显高于男性，可能与性腺激素、遗传易感性、免疫反应、内源性疼痛调节系统的差异等有关[8]。有学者[9]前瞻性纳入了行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的男、女患者各 25 例，结果女性患者术后的早期疼痛评分明显高于男性患者。类似的研究[10]亦发现，女性在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早期剧烈疼痛的风险可能更高，这可能是导致女性患者 CPIP 发生率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但也有研究[11]发现，CPIP 与性别并无相关性。因此，性别因素对 CPIP 的影响可能需要更多临床研究提供更可信的结果。
1.2 年龄
Mitura 等[12]的研究发现，40 岁以下患者的术前疼痛发生率及术后 CPIP 程度均高于 40 岁以上患者。Langeveld 等[13]的纳入了 669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年轻患者的术前疼痛比例较老年患者多，且术后 1 年的 CPIP 发生率为 43%，明显高于老年组，年龄越小，CPIP 的发生风险越高。Hallén 等[14]的研究发现，因 CPIP 而行再次手术的患者中，年龄<61.5 岁的患者占 75.2%，而年龄>61.5 岁的患者仅占 24.8%，但这一结果可能与老年患者手术病例相对较少，以及术后其他并发症可能增加了老年患者对疼痛的耐受性有关。1 项纳入 2 902 例病例的回顾性研究[15]发现，年轻患者的心理因素对 CPIP 的发生有轻微的影响，但年龄对 CPIP 的发生率并无影响。无独有偶，Bakker 等[16]的 1 项前瞻性研究发现，在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各年龄段之间的 CPIP 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总之，年龄对 CPIP 的影响争议较大，需要大量的文献证据进一步验证。
1.3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Niebuhr 等[17]研究发现，BMI 越大，1 年后的 CPIP 发生率越高。Willoughby 等[18]回顾性分析了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行腹股沟疝修补术的 64 501 例病例的临床资料，研究发现，BMI≥30 kg/m2的患者在开腹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的慢性疼痛发生率远高于正常 BMI 组，而这一差异在腹腔镜修补术中并不明显。此外有研究[19]发现，肥胖患者手术后的 C-反应蛋白水平较正常 BMI 患者明显升高；也有学者[20]认为，肥胖是腹股沟疝修补术后补片感染的高危因素，这一机制可能是肥胖患者 CPIP 高发的原因。
1.4 基础疾病
1 项纳入 200 例行单侧腹股沟疝修补术患者的前瞻性与回顾性结合研究[21]发现，高血压和炎症状态（高淋巴细胞百分比）是 CPIP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与高血压患者血压/疼痛通路的反馈机制发生改变有关。术前炎症状态主要指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由于炎症是外周/中枢敏化和痛觉过敏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可能增加 CPIP 发生的风险。当然，这一观点尚需更多的临床研究证明。Dennis 等[22]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在已发生 CPIP 的患者中，既往有慢性疼痛病史者的 CPIP 发生率明显高于无相关病史者，认为既往慢性疼痛病史可能是发生 CPIP 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与这些因素相关的研究较少，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试验来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2 疾病因素
2.1 术前疼痛
术前腹股沟疼痛的机制尚不明确，Wright 等[23]学者认为，髂腹股沟神经直径和神经束数量的增加，使局部神经受压、水肿，从而导致术前腹股沟疼痛，这一现象主要发生于原发性腹股沟疝。1 项纳入 227 例行 Lichtenstein 修补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24]发现，术后有 89 例患者出现 CPIP，占总患者的 39.4%；其中术前无疼痛的患者中有 26.9% 发展为 CPIP，而术前疼痛的患者有 76.7% 发展为 CPIP，术前疼痛患者的 CPIP 发生率明显上升。Nikkolo 等[25]学者的临床研究支持这一观点。Mier 等[26]纳入了 54 例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术前无疼痛或轻度疼痛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改善明显优于中重度疼痛患者，这一研究结果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术前疼痛对 CPIP 的影响。此外，Bugada 等[21]在其回顾性研究中发现，术前疼痛的严重程度与 CPIP 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
2.2 疝分型
欧洲疝学会（European Hernia Society，EHS）根据疝缺损大小将腹股沟疝分为 EHS Ⅰ型（<1.5 cm）、Ⅱ型（1.5～3 cm）及Ⅲ型（>3 cm）[27]。Hoffmann 等[28]对 57 999 例病例进行分析后发现，疝缺损越小，术后早期静息痛及运动痛发生率越高，同时术后 1 年的 CPIP 发生率越高。1 项来源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疝登记系统的 20 004 病例的回顾性研究[17]同样发现，在术后 1 年的随访中，较小的疝缺损是发展成为 CPIP 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 CPIP 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Ali 等[11]的研究发现，复发性腹股沟疝在行手术治疗后其 CPIP 发生率明显增高。
3 诊疗因素
3.1 手术方式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补片的使用，腹股沟疝的治疗以无张力疝修补为主[1]，补片周围炎症反应一度被认为是 CPIP 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5]。然而，Öberg 等[29]的 1 项关于使用补片的无张力修补术与张力性修补术对于 CPIP 影响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补片并未增加 CPIP 的发生率。髂腹股沟神经经过腹外侧肌肉，然后进入腹股沟管，在开腹腹股沟疝修补术中，极易发生该神经的损伤[30]，这一机制可能是开腹腹股沟疝修补较腹腔镜修补术后慢性疼痛高发的重要原因。并且，Charalambous 等[31]发现，腹股沟疝修补过程中，选择性髂腹股沟神经切除后，术后 6 个月的 CPIP 发生率较保留神经组明显降低，但术后 12 个月时这一优势减弱。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主要有经腹腹膜前修补术（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TAPP）和全腹膜外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两种。1 项前瞻性对照研究[32]发现，TAPP 修复后的急性疼痛发生率较 TEP 明显增高，然而术后 1 年的 CPIP 发生率相当，并且 TEP 和 TAPP 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差异。Westin 等[33]在比较局部麻醉下的 Lichtenstein 术（Lichtenstein using local anesthesia，LLA）和全身麻醉下的 TEP 对 CPIP 影响的研究中发现，TEP 组有 20.7% 的患者发生 CPIP，LLA 组有 33.2% 的患者发生 CPIP，TEP 后的 CPIP 发生率明显低于 LLA。也有研究者[14]认为，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中补片放置在腹膜前位置，神经和炎症反应区域之间有更多的保护组织，故 CPIP 发生率明显低于开腹手术。此外，1 项纳入 1 383 例病例的回顾性调查研究[34]发现，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随着时间的推移，CPIP 发生率明显下降。因此，手术方式对于 CPIP 的影响仍需大量前瞻对照研究以提供可靠的数据。
3.2 补片类型
聚丙烯补片在腹股沟区产生的炎症反应和成纤维性肉芽肿反应，导致髂腹股沟神经病变，成为 CPIP 发生的重要因素[35]。近年来，对于补片重量对 CPIP 发生率影响的争议较大。1 项纳入 932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36]显示，中重量补片与轻量化补片相比，更容易发生 CPIP，即采用轻量补片可降低术后 CPIP 的发生率。然而有学者并不支持以上观点，Weyhe 等[37]认为，补片重量并不是影响 CPIP 的因素，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炎症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片孔径大小，补片孔径越大，CPIP 发生率越低[38]。但 Nikkolo 等[25]通过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大网孔补片与小网孔补片相比，两者的 CPIP 发生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近年来开始应用于临床的超轻钛化补片，可能因其生物相容性较好，有望降低 CPIP 发生率[39]。补片类型对 CPIP 的影响仍需大量研究进一步探索。
3.3 补片固定方式
补片固定方式与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多种并发症的关系密切，有 meta 分析[40]显示，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中，使用医用胶固定补片与钉枪固定相比，其 CPIP 发生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结果可能与医用胶固定补片后补片位置较低，从而远离腹股沟区神经有关[14]，当然尚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验证这一观点。Jeroukhimov 等[41]学者通过 1 项纳入 200 例病例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分析了开腹腹股沟疝修补术中使用可吸收缝线与不可吸收缝线固定补片后 CPIP 发生率的差异，结果显示，可吸收缝线固定组的 CPIP 发病率较不可吸收缝线固定组明显降低，并且疼痛消失时间也短于不可吸收缝线固定组。1 项基于瑞典登记系统的比较 TEP 手术中补片固定方式对 CPIP 影响的回顾性研究[42]表明，无论是补片固定、未固定还是纤维蛋白胶临时固定，长期随访未发现三者的 CPIP 发生率存在差异。Liew 等[43]也发现，TEP 手术中，使用自固定补片与纤维蛋白胶固定相比未增加 CPIP 的发生风险。而在 TAPP 术中，补片未固定组较固定组其 CPIP 发生率显著降低，但固定方式并不影响 CPIP 的发生[44-45]。补片固定方式对 CPIP 的影响尚存在争议，外科手术中应根据情况选择恰当的固定方式。
3.4 术后急性疼痛
多项研究表明，术后急性疼痛是发展成为 CPIP 的重要因素[46]。Olsson 等[47]在 1 项为期 8 年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术后严重急性疼痛患者中，有 31.7% 发展成为 CPIP，手术后腹股沟剧烈疼痛的患者发展为 CPIP 的风险增加。Kurmann 等[48]发现，在全身麻醉腹股沟疝修补术中，于腹股沟区行局部浸润麻醉并不能达到降低 CPIP 发生率的效果。Theodoraki 等[49]将 60 例单侧腹股沟疝患者随机分组，试验组给予 0.75% 罗哌卡因 20 mL，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20 mL，分别于手术开始前 15 min 在超声引导下注射至腹横肌平面，术后观察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的术后急性疼痛发生率及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但可能由于样本量不足，术后 6 个月 2 组间的 CPIP 发生率并无明显差别。急性疼痛发生后积极镇痛是否可以降低 CPIP 发生率尚不清楚，可能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
目前文献报道的腹股沟疝修补术后 CPIP 的发生率约为 12%[1]，随着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复发率的降低，CPIP 已然成为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及增加医疗成本的重要并发症，然而 CPIP 的治疗手段及效果目前尚不乐观。因此，研究 CPIP 的发病机制，明确 CPIP 发生的高危因素，以及围手术期和术后的预防措施可能有助于减少炎症反应及中枢敏化的发生，有望最终降低 CPIP 的发生率。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安丽娟，负责文章撰写；俞永江，指导文章撰写并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
腹股沟疝是普外科最常见的疾病之一，腹股沟疝修补术是治愈成人腹股沟疝的有效方式，全世界每年有超过 2 000 万例患者接受腹股沟疝修补术[1]。1 项基于丹麦数据库的调查研究[2]发现，由于手术方式的改进及材料学的发展，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的复发率在 5 年内下降了 5%。近来国内有研究者[3]认为，腹腔镜腹股沟疝无张力修补术后的复发率低于 1%，因此人们的注意力逐渐转向对腹股沟疝修补术后慢性腹股沟疼痛（chronic postoperative inguinal pain，CPIP）的发病率及其危险因素进行研究。CPIP 被定义为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出现的新发或与疝修补术前性质不同的腹股沟区疼痛，并且持续时间>3 个月[4]，发生率约为 12%[1]。CPIP 的发生可能与缝线或补片刺激、压迫或损伤腹股沟，补片或瘢痕组织引起的持续性炎症等有关，也可能因手术方式不同而存在不同的疼痛机制[5-6]。但其确切的发病原因仍不清楚，笔者现就国内外关于 CPIP 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作一综述。
1 患者因素
1.1 性别
近年来，关于疼痛的性别差异的研究数量显著增加。研究[7]显示，女性患 CPIP 的风险明显高于男性，可能与性腺激素、遗传易感性、免疫反应、内源性疼痛调节系统的差异等有关[8]。有学者[9]前瞻性纳入了行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的男、女患者各 25 例，结果女性患者术后的早期疼痛评分明显高于男性患者。类似的研究[10]亦发现，女性在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早期剧烈疼痛的风险可能更高，这可能是导致女性患者 CPIP 发生率高于男性的原因之一。但也有研究[11]发现，CPIP 与性别并无相关性。因此，性别因素对 CPIP 的影响可能需要更多临床研究提供更可信的结果。
1.2 年龄
Mitura 等[12]的研究发现，40 岁以下患者的术前疼痛发生率及术后 CPIP 程度均高于 40 岁以上患者。Langeveld 等[13]的纳入了 669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发现，年轻患者的术前疼痛比例较老年患者多，且术后 1 年的 CPIP 发生率为 43%，明显高于老年组，年龄越小，CPIP 的发生风险越高。Hallén 等[14]的研究发现，因 CPIP 而行再次手术的患者中，年龄<61.5 岁的患者占 75.2%，而年龄>61.5 岁的患者仅占 24.8%，但这一结果可能与老年患者手术病例相对较少，以及术后其他并发症可能增加了老年患者对疼痛的耐受性有关。1 项纳入 2 902 例病例的回顾性研究[15]发现，年轻患者的心理因素对 CPIP 的发生有轻微的影响，但年龄对 CPIP 的发生率并无影响。无独有偶，Bakker 等[16]的 1 项前瞻性研究发现，在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各年龄段之间的 CPIP 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总之，年龄对 CPIP 的影响争议较大，需要大量的文献证据进一步验证。
1.3 体质量指数（body mass index，BMI）
Niebuhr 等[17]研究发现，BMI 越大，1 年后的 CPIP 发生率越高。Willoughby 等[18]回顾性分析了在 2005 年至 2012 年期间行腹股沟疝修补术的 64 501 例病例的临床资料，研究发现，BMI≥30 kg/m2的患者在开腹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的慢性疼痛发生率远高于正常 BMI 组，而这一差异在腹腔镜修补术中并不明显。此外有研究[19]发现，肥胖患者手术后的 C-反应蛋白水平较正常 BMI 患者明显升高；也有学者[20]认为，肥胖是腹股沟疝修补术后补片感染的高危因素，这一机制可能是肥胖患者 CPIP 高发的原因。
1.4 基础疾病
1 项纳入 200 例行单侧腹股沟疝修补术患者的前瞻性与回顾性结合研究[21]发现，高血压和炎症状态（高淋巴细胞百分比）是 CPIP 的独立危险因素，可能与高血压患者血压/疼痛通路的反馈机制发生改变有关。术前炎症状态主要指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由于炎症是外周/中枢敏化和痛觉过敏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淋巴细胞百分比升高可能增加 CPIP 发生的风险。当然，这一观点尚需更多的临床研究证明。Dennis 等[22]通过回顾性研究发现，在已发生 CPIP 的患者中，既往有慢性疼痛病史者的 CPIP 发生率明显高于无相关病史者，认为既往慢性疼痛病史可能是发生 CPIP 的独立危险因素。目前与这些因素相关的研究较少，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试验来提供更可靠的数据。
2 疾病因素
2.1 术前疼痛
术前腹股沟疼痛的机制尚不明确，Wright 等[23]学者认为，髂腹股沟神经直径和神经束数量的增加，使局部神经受压、水肿，从而导致术前腹股沟疼痛，这一现象主要发生于原发性腹股沟疝。1 项纳入 227 例行 Lichtenstein 修补术患者的前瞻性研究[24]发现，术后有 89 例患者出现 CPIP，占总患者的 39.4%；其中术前无疼痛的患者中有 26.9% 发展为 CPIP，而术前疼痛的患者有 76.7% 发展为 CPIP，术前疼痛患者的 CPIP 发生率明显上升。Nikkolo 等[25]学者的临床研究支持这一观点。Mier 等[26]纳入了 54 例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术前无疼痛或轻度疼痛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改善明显优于中重度疼痛患者，这一研究结果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术前疼痛对 CPIP 的影响。此外，Bugada 等[21]在其回顾性研究中发现，术前疼痛的严重程度与 CPIP 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
2.2 疝分型
欧洲疝学会（European Hernia Society，EHS）根据疝缺损大小将腹股沟疝分为 EHS Ⅰ型（<1.5 cm）、Ⅱ型（1.5～3 cm）及Ⅲ型（>3 cm）[27]。Hoffmann 等[28]对 57 999 例病例进行分析后发现，疝缺损越小，术后早期静息痛及运动痛发生率越高，同时术后 1 年的 CPIP 发生率越高。1 项来源于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疝登记系统的 20 004 病例的回顾性研究[17]同样发现，在术后 1 年的随访中，较小的疝缺损是发展成为 CPIP 的危险因素，同时也是 CPIP 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Ali 等[11]的研究发现，复发性腹股沟疝在行手术治疗后其 CPIP 发生率明显增高。
3 诊疗因素
3.1 手术方式
20 世纪 60 年代后，随着补片的使用，腹股沟疝的治疗以无张力疝修补为主[1]，补片周围炎症反应一度被认为是 CPIP 发生的重要机制之一[5]。然而，Öberg 等[29]的 1 项关于使用补片的无张力修补术与张力性修补术对于 CPIP 影响的 meta 分析结果显示，使用补片并未增加 CPIP 的发生率。髂腹股沟神经经过腹外侧肌肉，然后进入腹股沟管，在开腹腹股沟疝修补术中，极易发生该神经的损伤[30]，这一机制可能是开腹腹股沟疝修补较腹腔镜修补术后慢性疼痛高发的重要原因。并且，Charalambous 等[31]发现，腹股沟疝修补过程中，选择性髂腹股沟神经切除后，术后 6 个月的 CPIP 发生率较保留神经组明显降低，但术后 12 个月时这一优势减弱。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主要有经腹腹膜前修补术（transabdominal preperitoneal，TAPP）和全腹膜外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totally extraperitoneal，TEP）两种。1 项前瞻性对照研究[32]发现，TAPP 修复后的急性疼痛发生率较 TEP 明显增高，然而术后 1 年的 CPIP 发生率相当，并且 TEP 和 TAPP 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均有明显改善，未发现两者之间存在差异。Westin 等[33]在比较局部麻醉下的 Lichtenstein 术（Lichtenstein using local anesthesia，LLA）和全身麻醉下的 TEP 对 CPIP 影响的研究中发现，TEP 组有 20.7% 的患者发生 CPIP，LLA 组有 33.2% 的患者发生 CPIP，TEP 后的 CPIP 发生率明显低于 LLA。也有研究者[14]认为，与开腹手术相比，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中补片放置在腹膜前位置，神经和炎症反应区域之间有更多的保护组织，故 CPIP 发生率明显低于开腹手术。此外，1 项纳入 1 383 例病例的回顾性调查研究[34]发现，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后，随着时间的推移，CPIP 发生率明显下降。因此，手术方式对于 CPIP 的影响仍需大量前瞻对照研究以提供可靠的数据。
3.2 补片类型
聚丙烯补片在腹股沟区产生的炎症反应和成纤维性肉芽肿反应，导致髂腹股沟神经病变，成为 CPIP 发生的重要因素[35]。近年来，对于补片重量对 CPIP 发生率影响的争议较大。1 项纳入 932 例病例的前瞻性研究[36]显示，中重量补片与轻量化补片相比，更容易发生 CPIP，即采用轻量补片可降低术后 CPIP 的发生率。然而有学者并不支持以上观点，Weyhe 等[37]认为，补片重量并不是影响 CPIP 的因素，腹股沟疝修补术后炎症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补片孔径大小，补片孔径越大，CPIP 发生率越低[38]。但 Nikkolo 等[25]通过随机对照研究发现，大网孔补片与小网孔补片相比，两者的 CPIP 发生率未发现显著性差异。近年来开始应用于临床的超轻钛化补片，可能因其生物相容性较好，有望降低 CPIP 发生率[39]。补片类型对 CPIP 的影响仍需大量研究进一步探索。
3.3 补片固定方式
补片固定方式与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多种并发症的关系密切，有 meta 分析[40]显示，腹腔镜腹股沟疝修补术中，使用医用胶固定补片与钉枪固定相比，其 CPIP 发生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这一结果可能与医用胶固定补片后补片位置较低，从而远离腹股沟区神经有关[14]，当然尚需要更多的临床研究验证这一观点。Jeroukhimov 等[41]学者通过 1 项纳入 200 例病例的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分析了开腹腹股沟疝修补术中使用可吸收缝线与不可吸收缝线固定补片后 CPIP 发生率的差异，结果显示，可吸收缝线固定组的 CPIP 发病率较不可吸收缝线固定组明显降低，并且疼痛消失时间也短于不可吸收缝线固定组。1 项基于瑞典登记系统的比较 TEP 手术中补片固定方式对 CPIP 影响的回顾性研究[42]表明，无论是补片固定、未固定还是纤维蛋白胶临时固定，长期随访未发现三者的 CPIP 发生率存在差异。Liew 等[43]也发现，TEP 手术中，使用自固定补片与纤维蛋白胶固定相比未增加 CPIP 的发生风险。而在 TAPP 术中，补片未固定组较固定组其 CPIP 发生率显著降低，但固定方式并不影响 CPIP 的发生[44-45]。补片固定方式对 CPIP 的影响尚存在争议，外科手术中应根据情况选择恰当的固定方式。
3.4 术后急性疼痛
多项研究表明，术后急性疼痛是发展成为 CPIP 的重要因素[46]。Olsson 等[47]在 1 项为期 8 年的前瞻性研究中发现，术后严重急性疼痛患者中，有 31.7% 发展成为 CPIP，手术后腹股沟剧烈疼痛的患者发展为 CPIP 的风险增加。Kurmann 等[48]发现，在全身麻醉腹股沟疝修补术中，于腹股沟区行局部浸润麻醉并不能达到降低 CPIP 发生率的效果。Theodoraki 等[49]将 60 例单侧腹股沟疝患者随机分组，试验组给予 0.75% 罗哌卡因 20 mL，对照组给予生理盐水 20 mL，分别于手术开始前 15 min 在超声引导下注射至腹横肌平面，术后观察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的术后急性疼痛发生率及疼痛评分均低于对照组，但可能由于样本量不足，术后 6 个月 2 组间的 CPIP 发生率并无明显差别。急性疼痛发生后积极镇痛是否可以降低 CPIP 发生率尚不清楚，可能需要更多的前瞻性研究来证实。
目前文献报道的腹股沟疝修补术后 CPIP 的发生率约为 12%[1]，随着腹股沟疝修补术后复发率的降低，CPIP 已然成为影响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及增加医疗成本的重要并发症，然而 CPIP 的治疗手段及效果目前尚不乐观。因此，研究 CPIP 的发病机制，明确 CPIP 发生的高危因素，以及围手术期和术后的预防措施可能有助于减少炎症反应及中枢敏化的发生，有望最终降低 CPIP 的发生率。
重要声明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阅读并理解了《中国普外基础与临床杂志》的政策声明，我们没有相互竞争的利益。
作者贡献声明：安丽娟，负责文章撰写；俞永江，指导文章撰写并对文章的知识性内容作批评性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