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后使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结构及功能改变。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是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体外循环技术和麻醉管理有所改善，但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CABG）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未明显降低。
炎症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以及血栓并发症起着重要作用[1]。近年来，从全血细胞计数参数中获得的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和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是炎症的潜在标志物，已被证明在各种心血管疾病中具有预后价值，这两个参数也被证明在CABG手术中有负面的预后价值[2-3]。单核细胞是主要的促炎及促氧化因子，与内皮细胞及血小板作用引起炎症，血栓形成及内皮功能障碍等；相比之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具有抗炎、抗氧化和抗血栓形成作用[4]。单核细胞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onocyte count to HDL ratio，MHR）能同时反映机体炎症状态及抗炎能力，而且还有价格低廉、易获取等优势，对预测心血管问题有着突出价值。
最近一些试验中，MHR被定义为能预测各种临床结果的潜在标志物。Kanbay等[5]首次报道，MHR可以预测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随后大量研究[6-8]评估MHR与一些特定疾病预后的关系[6-8]，尤其是冠心病。有学者[9]认为MHR是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外关于MHR对冠心病发生发展及并发症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目前关于MHR对CABG后早期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较少[10]。
我们将MHR和CABG后并发症进行组间比较，并探索CABG患者术后早期并发症的预测因子，为降低患者术后风险提供指导意见，提高医生对患者生化指标的关注度，为调节患者血脂提供参考价值，及时纠正异常，促进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回顾性分析2021年10月—2023年 9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非体外循环下单纯CABG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MHR值中位数分组，将患者分为低值组、高值组。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提取自本中心电子医疗系统，所有住院患者姓名均由特定编码替换以保护患者隐私。
纳入标准：（1）术前行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2）首次心脏外科手术且行非体外循环下单纯CABG；（3）年龄18～90岁；（4）术前无心房颤动（房颤）。
排除标准：（1）术前缺少单核细胞计数、HDL值，术前检验单、术后护理单记录及心脏彩色超声等临床资料不全；（2）同时合并其他心脏手术；（3）术前3个月输血；（4）术前确诊为房颤、心房扑动等心律失常；（5）术前诊断为终末期肾脏疾病的透析患者、恶性肿瘤患者。
1.2 资料收集
收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单核细胞计数，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HbA1c），血脂指标［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HDL、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LVEDD）］以及并发症情况（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史、脑梗死史、外周血管情况、冠脉支架置入史、吸烟史），并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MHR值。
1.3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包括术后房颤、术后急性肾损伤、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征（low cardiac output syndrome，LCOS）、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术后急性脑卒中及在院心源性死亡结局。
术后并发症的标准：（1）新发房颤：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或病房期间进行连续心电监测；若患者术前无房颤或心房扑动，术后心电图结果或病历记录证明患者有新发房颤，并进一步进行胺碘酮进行治疗即可诊断术后房颤； 将术后当天至患者出院前发生的新发房颤定义为术后早期房颤。（2）急性肾损伤：在术后48 h内，肾功能急剧下降，Scr绝对值上升≥0.3 mg/dL（26.5 µmol/L）或在7 d内达到≥1.5倍的基础值[11]。（3）LCOS：联合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和正性肌力药物30 min以上或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4）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因胸骨伤口感染和皮肤伤口不愈合，在烧伤整形外科进行手术。（5）急性脑卒中：在术后住院期间急性起病，影像学检查发现责任病灶，且由神经内科医生会诊。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若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不齐，以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使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以频数或构成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或校正χ2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XYFY2022-KL265-01）。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220例患者，MHR中位数为0.48。A组（MHR低值组，MHR＜0.48）患者共108例，其中男71例、女37例，年龄41～83（65.28±7.85）岁。B组（MHR高值组，MHR≥0.48）患者共112例，其中男84例、女28例，年龄43～81（64.57±8.75）岁。两组性别、年龄、BMI以及合并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各生化指标以及影像学资料方面，两组TC、LDL-C、Scr、LVEF、LVE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MHR相关的指标包括单核细胞计数值、HDL，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x±s/例（%）/M（P25，P75）］
2.2 术后并发症
A组（MHR低值组）患者术后房颤23例（21.3%），术后急性肾损伤9例（8.3%），术后LCOS 21例（19.4%），术后脑卒中3例（2.7%），术后因胸骨切口感染及皮肤切口长期不愈合，再次手术处理切口的患者14例（13.0%），术后住院期间心源性死亡患者3例（2.7%）。B组（MHR高值组）患者术后房颤49例（43.7%），术后急性肾损伤20例（17.9%），术后LCOS 29例（25.9%），术后脑卒中2例（1.8%），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患者13例（11.6%），术后住院期间心源性死亡患者4例（3.6%）。两组间在术后房颤及术后急性肾损伤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术后并发症未见明显差异；见表2。
表2
两组术后并发症结果［例（%）］
2.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3.1 房颤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传统上常见的房颤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性别、年龄、BMI、LVEDD、LVEF、LDL-C、TC等因素与CABG后新发房颤之间相关性不大（P＜0.05）。发现MHR、HDL为CABG后房颤的危险因素；见表3。
表3
术后新发房颤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排除混杂因素后发现MHR是CABG后房颤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2.3.2 急性肾损伤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传统上常见的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LVEF、LDL-C、TC等与CABG后急性肾损伤之间相关性较小（P＞0.05）；发现BMI、MHR、LVEDD及HDL为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4。
表4
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
我们将单因素分析中的危险因素及P＜0.10的因素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在排除混杂因素后发现MHR是CABG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4。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在脂质的驱动下，动脉内膜发生慢性炎症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促炎和抗炎状态决定了病变的发展。心脏重塑、心房压力、手术创伤、炎症、氧化应激、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激活等因素与房颤有关。基于房颤发病的多因素机制，有研究[12]调查了一些血清生物标志物的预测价值，迄今为止，关于PICP，PIINP，TGF-β1和sCD40L的临床实用性的初步数据很有希望，而NT-proBNP，BNP，CRP，IL-6和HS-cTnT的数据存在争议。Chatterjee等[13]认为术前白细胞计数和中性淋巴细胞比值（N/L）升高是PCI期间室性心律失常的预测因子。近年来MHR成为一种新型炎性标志物，能同时反映机体炎症状态及抗炎能力，而且还有廉价、易获取等优势，在预测心血管问题有着突出价值[14-15]。一些试验中，MHR最近被定义为预测临床结果的潜在标志物。Canpolat等[16]观察到MHR与冷冻球基导管消融后房颤复发相关。
本研究中，我们将MHR进行分组后对行CABG术后并发症进行分析，其中一项结果发现MHR高值组较低值组患者易发生术后新发房颤。这可能是因为心脏手术创伤引起的炎症介质释放，可抑制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促进左心室重构、诱导收缩功能障碍，改变心肌β受体反应性，影响心肌细胞膜离子通透性，引发心律失常[17]。与此同时，我们在对术后房颤患者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MHR这一炎性指标是CABG后新发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后急性肾损伤作为心脏术后常见的主要并发症，其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且复杂多样，包括灌注不足、缺血-再灌注损伤、炎症、氧化应激、肾毒素和机械因素，并且相互影响。缺血-再灌注是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最常见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包括CPB的使用、出血并发症、炎症反应及术后LCOS[18]。一些研究[5,19-20]结果发现炎症指标（CRP、hsCRP）和血液学指标（NLR、HCT、RDW）与较高的造影剂肾病的发生率相关，Parar等[20]报道，CABG后前 4 d测量的NLR值可用于预测住院期间的急性肾损伤，Kanbay等[5]观察到MHR与慢性肾病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本研究发现MHR高值组患者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低值组，这可能是因为炎症在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氧化应激和溶血是炎症的补充途径增加炎症对肾损伤的风险。这也与Şaşkın[21]发现炎症生物标志物CRP、ESR和MPV值在术前和术后早期发生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中均显著升高这一结果大致相同；他们进一步研究认为MHR对CABG后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具有预测价值。与此同时，我们对术后房颤患者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MHR这一炎性指标是CABG后急性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MHR作为一种新型炎症指标，是CABG后患者术后新发房颤及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回顾性研究，证据力度有所欠缺。其次该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有限。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侯雨生负责论文设计，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论文审阅及修改等；周中新负责论文设计；周中新、李庆负责论文审阅及修改；曹国栋、杜苗苗负责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审阅与修改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改变后使冠状动脉狭窄或阻塞，导致心肌缺血缺氧或坏死而引起的心脏结构及功能改变。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是治疗冠心病的主要方式之一，近年来体外循环技术和麻醉管理有所改善，但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CABG）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未明显降低。
炎症对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以及血栓并发症起着重要作用[1]。近年来，从全血细胞计数参数中获得的中性粒细胞和淋巴细胞比值（neutrophil to lymphocyte ratio，NLR）、血小板和淋巴细胞比值（platelet to lymphocyte ratio，PLR）是炎症的潜在标志物，已被证明在各种心血管疾病中具有预后价值，这两个参数也被证明在CABG手术中有负面的预后价值[2-3]。单核细胞是主要的促炎及促氧化因子，与内皮细胞及血小板作用引起炎症，血栓形成及内皮功能障碍等；相比之下，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igh density lipoprotein，HDL）具有抗炎、抗氧化和抗血栓形成作用[4]。单核细胞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monocyte count to HDL ratio，MHR）能同时反映机体炎症状态及抗炎能力，而且还有价格低廉、易获取等优势，对预测心血管问题有着突出价值。
最近一些试验中，MHR被定义为能预测各种临床结果的潜在标志物。Kanbay等[5]首次报道，MHR可以预测慢性肾脏病患者的心血管事件。随后大量研究[6-8]评估MHR与一些特定疾病预后的关系[6-8]，尤其是冠心病。有学者[9]认为MHR是缺血性心力衰竭患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ercutaneous coronary intervention，PCI）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国内外关于MHR对冠心病发生发展及并发症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但目前关于MHR对CABG后早期并发症的相关研究较少[10]。
我们将MHR和CABG后并发症进行组间比较，并探索CABG患者术后早期并发症的预测因子，为降低患者术后风险提供指导意见，提高医生对患者生化指标的关注度，为调节患者血脂提供参考价值，及时纠正异常，促进康复。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和分组
回顾性分析2021年10月—2023年 9月在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行非体外循环下单纯CABG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临床资料。依据MHR值中位数分组，将患者分为低值组、高值组。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提取自本中心电子医疗系统，所有住院患者姓名均由特定编码替换以保护患者隐私。
纳入标准：（1）术前行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2）首次心脏外科手术且行非体外循环下单纯CABG；（3）年龄18～90岁；（4）术前无心房颤动（房颤）。
排除标准：（1）术前缺少单核细胞计数、HDL值，术前检验单、术后护理单记录及心脏彩色超声等临床资料不全；（2）同时合并其他心脏手术；（3）术前3个月输血；（4）术前确诊为房颤、心房扑动等心律失常；（5）术前诊断为终末期肾脏疾病的透析患者、恶性肿瘤患者。
1.2 资料收集
收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单核细胞计数，血清肌酐（serum creatinine，Scr），糖化血红蛋白（glycosylated hemoglobin a1c，HbA1c），血脂指标［总胆固醇（total cholesterol，TC）、HDL、低密度脂蛋白（low density lipoprotein-cholesterol，LDL-C），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eft ventricular end diastolic diameter，LVEDD）］以及并发症情况（高血压、糖尿病、肾病史、脑梗死史、外周血管情况、冠脉支架置入史、吸烟史），并计算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及MHR值。
1.3 观察指标
主要观察患者术后并发症情况，包括术后房颤、术后急性肾损伤、术后低心排血量综合征（low cardiac output syndrome，LCOS）、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术后急性脑卒中及在院心源性死亡结局。
术后并发症的标准：（1）新发房颤：患者在重症监护病房或病房期间进行连续心电监测；若患者术前无房颤或心房扑动，术后心电图结果或病历记录证明患者有新发房颤，并进一步进行胺碘酮进行治疗即可诊断术后房颤； 将术后当天至患者出院前发生的新发房颤定义为术后早期房颤。（2）急性肾损伤：在术后48 h内，肾功能急剧下降，Scr绝对值上升≥0.3 mg/dL（26.5 µmol/L）或在7 d内达到≥1.5倍的基础值[11]。（3）LCOS：联合应用血管活性药物和正性肌力药物30 min以上或使用主动脉内球囊反搏装置。（4）术后切口愈合不良：因胸骨伤口感染和皮肤伤口不愈合，在烧伤整形外科进行手术。（5）急性脑卒中：在术后住院期间急性起病，影像学检查发现责任病灶，且由神经内科医生会诊。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IBM SPSS Statistics 16.0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若符合正态分布，以均数±标准差（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若不符合正态分布和方差不齐，以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使用秩和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以频数或构成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四格表χ2检验或校正χ2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术后并发症的危险因素。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XYFY2022-KL265-01）。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共纳入220例患者，MHR中位数为0.48。A组（MHR低值组，MHR＜0.48）患者共108例，其中男71例、女37例，年龄41～83（65.28±7.85）岁。B组（MHR高值组，MHR≥0.48）患者共112例，其中男84例、女28例，年龄43～81（64.57±8.75）岁。两组性别、年龄、BMI以及合并症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各生化指标以及影像学资料方面，两组TC、LDL-C、Scr、LVEF、LVEDD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MHR相关的指标包括单核细胞计数值、HDL，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术前一般资料比较［x±s/例（%）/M（P25，P75）］
2.2 术后并发症
A组（MHR低值组）患者术后房颤23例（21.3%），术后急性肾损伤9例（8.3%），术后LCOS 21例（19.4%），术后脑卒中3例（2.7%），术后因胸骨切口感染及皮肤切口长期不愈合，再次手术处理切口的患者14例（13.0%），术后住院期间心源性死亡患者3例（2.7%）。B组（MHR高值组）患者术后房颤49例（43.7%），术后急性肾损伤20例（17.9%），术后LCOS 29例（25.9%），术后脑卒中2例（1.8%），术后切口愈合不良患者13例（11.6%），术后住院期间心源性死亡患者4例（3.6%）。两组间在术后房颤及术后急性肾损伤方面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余术后并发症未见明显差异；见表2。
表2
两组术后并发症结果［例（%）］
2.3 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2.3.1 房颤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传统上常见的房颤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在性别、年龄、BMI、LVEDD、LVEF、LDL-C、TC等因素与CABG后新发房颤之间相关性不大（P＜0.05）。发现MHR、HDL为CABG后房颤的危险因素；见表3。
表3
术后新发房颤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P≤0.10的因素纳入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排除混杂因素后发现MHR是CABG后房颤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2.3.2 急性肾损伤的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传统上常见的急性肾损伤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发现性别、年龄、LVEF、LDL-C、TC等与CABG后急性肾损伤之间相关性较小（P＞0.05）；发现BMI、MHR、LVEDD及HDL为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4。
表4
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单因素和多因素回归分析
我们将单因素分析中的危险因素及P＜0.10的因素进行多因素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在排除混杂因素后发现MHR是CABG后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4。
3 讨论
动脉粥样硬化是在脂质的驱动下，动脉内膜发生慢性炎症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机体的促炎和抗炎状态决定了病变的发展。心脏重塑、心房压力、手术创伤、炎症、氧化应激、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激活等因素与房颤有关。基于房颤发病的多因素机制，有研究[12]调查了一些血清生物标志物的预测价值，迄今为止，关于PICP，PIINP，TGF-β1和sCD40L的临床实用性的初步数据很有希望，而NT-proBNP，BNP，CRP，IL-6和HS-cTnT的数据存在争议。Chatterjee等[13]认为术前白细胞计数和中性淋巴细胞比值（N/L）升高是PCI期间室性心律失常的预测因子。近年来MHR成为一种新型炎性标志物，能同时反映机体炎症状态及抗炎能力，而且还有廉价、易获取等优势，在预测心血管问题有着突出价值[14-15]。一些试验中，MHR最近被定义为预测临床结果的潜在标志物。Canpolat等[16]观察到MHR与冷冻球基导管消融后房颤复发相关。
本研究中，我们将MHR进行分组后对行CABG术后并发症进行分析，其中一项结果发现MHR高值组较低值组患者易发生术后新发房颤。这可能是因为心脏手术创伤引起的炎症介质释放，可抑制电压依赖性钙离子通道，促进左心室重构、诱导收缩功能障碍，改变心肌β受体反应性，影响心肌细胞膜离子通透性，引发心律失常[17]。与此同时，我们在对术后房颤患者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MHR这一炎性指标是CABG后新发房颤的独立危险因素。
术后急性肾损伤作为心脏术后常见的主要并发症，其病理生理机制尚不清楚且复杂多样，包括灌注不足、缺血-再灌注损伤、炎症、氧化应激、肾毒素和机械因素，并且相互影响。缺血-再灌注是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最常见的原因，其主要原因包括CPB的使用、出血并发症、炎症反应及术后LCOS[18]。一些研究[5,19-20]结果发现炎症指标（CRP、hsCRP）和血液学指标（NLR、HCT、RDW）与较高的造影剂肾病的发生率相关，Parar等[20]报道，CABG后前 4 d测量的NLR值可用于预测住院期间的急性肾损伤，Kanbay等[5]观察到MHR与慢性肾病患者的不良预后相关。
本研究发现MHR高值组患者急性肾损伤的发生率明显高于低值组，这可能是因为炎症在心脏手术后急性肾损伤的发生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氧化应激和溶血是炎症的补充途径增加炎症对肾损伤的风险。这也与Şaşkın[21]发现炎症生物标志物CRP、ESR和MPV值在术前和术后早期发生急性肾损伤的患者中均显著升高这一结果大致相同；他们进一步研究认为MHR对CABG后患者发生急性肾损伤具有预测价值。与此同时，我们对术后房颤患者进行回归分析进一步证实MHR这一炎性指标是CABG后急性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综上所述，MHR作为一种新型炎症指标，是CABG后患者术后新发房颤及急性肾损伤的危险因素，本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作为回顾性研究，证据力度有所欠缺。其次该研究为单中心研究，样本量有限。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侯雨生负责论文设计，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初稿撰写，论文审阅及修改等；周中新负责论文设计；周中新、李庆负责论文审阅及修改；曹国栋、杜苗苗负责数据整理与分析，论文审阅与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