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肺部磨玻璃病变（ground-glass opacity，GGO）为影像学表现的早期肺癌诊断和外科治疗策略已成为临床工作的研究热点[1-8] 。目前对老年GGO患者的影像学特点和诊疗的研究报告较少[1-4,7-11]。合并症多、心肺等主要脏器代偿功能降低等成为老年GGO患者共同的临床特征。单孔胸腔镜入路的肺癌根治术进一步降低了手术创伤对老年肺癌患者带来的风险。我们曾报道2017—2019年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老年肺结节多学科诊疗联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经单孔胸腔镜治疗的老年GGO患者的外科治疗情况[10]，现将同期收治的575例肺部GGO患者中年龄≥60岁的老年患者与非老年患者的影像学特征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1）肺部影像学表现为GGO的患者且影像学判断能够通过手术达到根治性治疗的患者；（2）无明显手术禁忌；（3）自愿签署手术治疗同意书。
影像学数据均来自我院影像科胸部薄层CT扫描（thin-section CT，TSCT。设定条件120 kV，110 mAs，层厚1.25 mm）在肺窗表现为GGO的影像学数据，主要包括GGO直径、形态特征、边缘征象（包括GOO边缘是否清晰/模糊、边缘是否光滑/毛刺/分叶）、内部征象和动态观察结果等。基于前期临床观察结果，我们根据有无空泡征/血管征/支气管征，将Kakinuma等[7]在2016年提出的针对GGO影像学特征的“三分类法”的第一类即纯GGO（p-GGO），细分为Ⅰ型（均匀型p-GGO）和Ⅱ型（非均匀型p-GGO）；Ⅲ型是仅在肺窗可见实性成分的GGO（heterogeneous GGO，h-GGO），Ⅳ型是在肺窗和纵隔窗均可见实性成分的GGO（part-solid GGO，ps-GGO）[4,7,10]。
1.2 手术方法
经术侧腋前线第4肋间的单孔胸腔镜入路[4,10]。解剖性肺段或肺叶切除主要针对肺实质内深在的GGO病变，根据其最大直径选择解剖性肺段或肺叶切除术式。非解剖性肺楔形切除主要针对周围型GGO病变，用内镜切割缝合器（Endo-GIA）在边距＞10 mm或大于病变最大直径处切除病变所在部位肺组织，再根据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及患者耐受情况确定具体术式；常规行肺门和纵隔淋巴结切除[2,4-5,10]。
1.3 术后病理数据分析
宣武医院病理科胸部肿瘤专业组医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21对肺部肿瘤的新分类将病灶性质分为良性肿瘤、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病变和浸润期病变。并对肺癌病理亚型、细胞核增殖指数Ki-67、是否发生单一气腔播散、脉管浸润、脏层胸膜受累或复合浸润（气腔播散+脉管浸润、气腔播散+脏层胸膜受累、脉管浸润+脏层胸膜受累、气腔播散+脉管浸润+脏层胸膜受累）以及淋巴结转移等情况的描述。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定性资料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和检验；对差异明显的单因素结果选择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伦理审查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件号：临研审【2022】057。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老年患者占同期治疗患者的48.9%（281/575）。老年组中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患者，且两组间的性别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918）；见表1。
表1
老年与非老年肺GGO患者影像学特征及术后病理分析［x±s/例（%）］
老年组患者的平均观察时间明显长于非老年组［（13.52±23.3）个月vs.（8.24±12.1）个月，P＜0.001］。两组间观察结果的差异不明显。
2.2 患者影像学特征
老年组患者GGO直径明显大于非老年组［（13.31±7.5）mm vs.（9.84±5.2）mm，P＜0.001］；见表1。
全组中Ⅰ型GGO病例188例（32.7%），Ⅱ型GGO 263例（45.7%），Ⅲ型和Ⅳ型病例分别为105例（18.3%）和19例（3.3%）。老年患者中符合Ⅱ～Ⅳ型GGO影像学特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01）。
老年组患者的GGO表现为边缘不光滑、胸膜征和支气管征的比例高于非老年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对包括患者性别、年龄、空泡征、支气管征和血管征等影像学资料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泡征、支气管征和血管征是影响GGO类型的主要因素（P＜0.05）。
2.3 术式
老年组中接受肺叶切除的例数明显多于非老年组（P＜0.05）。
对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和影像学资料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GO直径和GGO类型是影响术式的主要因素（P＜0.001）。
2.4 术后病理
2.4.1 病变性质
两组中的良性病变例数和微浸润肺癌例数较为接近；老年组中的腺体前驱病变例数少于非老年组，而浸润期病变例数多于后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观察时间、GGO直径、GGO类型、胸膜征是术后病理为浸润期病变主要影响因素（P＜0.05）。对老年患者术后病理是（微浸润+浸润）肺癌的GGO直径进行ROC曲线分析，得到的曲线下面积为0.812［95%CI（0.776，0.849），P＜0.001］，与其对应的GGO直径的cut-off值为10.5 mm，其特异度为64.1%，敏感度为85.6%。在老年组中GGO直径＞10.5 mm的病例占比为53.4%（150/281），明显高于非老年组的30.6%（90/294），（P＜0.001）。
图1
GGO直径与术后病理为（微浸润+浸润）肺癌的ROC曲线
2.4.2 病理亚型
在174例肺腺癌病理亚型中，贴壁为主型（lepidic predominant pattern，LPP）和腺泡为主型（acinar predominant pattern，APP）所占比例分别为55.2%（96/174）和39.1%（68/174）。老年组中LPP亚型的例数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和GGO直径是术后病理亚型为LPP的重要影响因素（P＜0.05）。
2.4.3 局部浸润及转移
在180例浸润期病变中共观察到11例（6.1%）发生气腔播散，6例（3.3%）脉管浸润，42例（23.2%）累及脏层胸膜，2例（0.9%）纵隔淋巴结转移（N2）。老年组中观测到局部浸润的病例数多于非老年组，其中发生复合浸润病例数的差异显示出统计学意义（表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GGO直径、GGO类型和胸膜征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P＜0.05）。
2.4.4 细胞核增殖指数Ki-67
两组间的Ki-67值差异不明显，而在GGO类型间的差异明显（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GO直径和GGO分型是影响Ki-67指数的主要因素（P＜0.05）。
2.5 平均住院时间及随访
全组无围术期死亡病例，平均住院时间为（10.33±3.8）d。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截止最近随访时间，尚未发现复发或转移病例。
3 讨论
老年人口的增长是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对老年肺癌患者是否外科手术治疗曾一度是困扰国内外胸外科医生的问题，文献资料的结论不尽相同[1-3,7,10-14]。其实不同地域对老年人的年龄认定有所不同，相对集中的年龄分界在65岁或70岁以上。WHO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把“老年人”界定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群。
这一特殊群体的个体差异性较非老年人更为明显，高血压、糖尿病等合并症增多及器官功能的衰退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明显。我们曾在病例回顾中发现，有67.6%的老年GGO患者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COPD等合并症的一种或多种。一组针对老年人（≥70岁）肺癌患者手术治疗的回顾性分析发现，与开放性术式相比，微创手术的确让老年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缩短（8.1 d vs. 11.9 d， P<0.000 1），同时观察到老年患者术后心、肺等术后并发症也明显高于非老年患者（9.9% vs. 2.6%，P=0.035）[15]。在该组回顾的病例中，术式包括肺叶切除术88例（31.3%）、亚肺叶切除193例（68.7%）。手术平均时间为（162.61±63.5）min，术中出血量为（53.68±29.6）mL。无围术期死亡病例，仍有51例（17.6%）老年患者术后出现心、肺、血管、肝功能不全等术后并发症[10]。在应对越来越多的以肺GGO为影像学表现的老年患者时，如何判断手术必要性以及所选择术式，对患者GGO影像学特征的分析和预判是制定针对性诊疗策略的关键[1-4,6-10]。
我们曾报告在一组影像学病变最大径为20～30 mm的20例p-GGO和9例CTR（consolidation/tumor ratio）≤0.3的h-GGO的术后病理分析中，只有1例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的良性病变，其余28例恶性病变中包括了7例微浸润和21例浸润期肺腺癌[4]。对一组96例亚厘米GGO的病例回顾发现，良性病变只有19例（19.8%），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期和浸润期肺腺癌分别为45例（46.9%）、25例（26.0%）和7例（7.3%）[2]，而且良、恶性GGO病变的平均观察时间并没有明显差别。由此看出，除了GGO直径和观察时间，GGO自身的影像学特征应该更为重要[1-3,7,10-15]。
对GGO影像学特征的描述大多沿用Kakinuma等[7]在2016年提出的GGO“三分类法”。但随着胸部TSCT的影像学重建技术的发展，我们观察到“三分类法”中的第一类p-GGO，在影像学特征上可分为均匀型p-GGO（I型）和非均匀型p-GGO（Ⅱ型），并于与术后病理的存在一定的对应性[4,10]。
在本组病例中，I～Ⅳ型GGO的例数分别为188例（32.7%），263例（45.7%），105例（18.3%）和19例（3.3%）。术后病理结果显示，符合Ⅰ型GGO表现的病变中只有14.9%在术后病理证实为良性病变，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期和浸润期肺癌分别为65.4%、10.6%和9.0%，提示在胸部TSCT扫描中表现为纯GGO，已不仅仅是“惰性”病变或癌前期病变，已经有浸润前期和浸润期肺癌的风险。同时观测到Ⅱ～Ⅳ型GGO病变的术后病理为浸润期肺癌的所占比例分别为32.7%、57.1%和89.5%。提示符合Ⅱ～Ⅳ型GGO影像学表现的GGO已具备“恶性特征”[4,10]。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GGO类型、GGO直径、观察时间、胸膜征是术后病理为浸润期病变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ROC曲线分析，取得老年组GGO直径预判浸润期病变的Cut-off值为10.5 mm，其特异度为64.1%，敏感度为85.6%。提示对影像学表现为直径＞10.5 mm的Ⅱ～Ⅳ型GGO病变的老年患者应该在其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提出手术治疗建议。
根据2011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发布的肺腺癌分类[3-4,7,10,15-19]，本组病例中的LPP和APP是所占比例较高的两类亚型，其中LPP亚型在老年组中的例数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老年组患者和GGO直径是术后病理亚型为LPP的主要影响因素。显示GGO类型与术后病理亚型存在可能的关联，这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验证。
气腔播散、脉管转移、脏层胸膜受累和淋巴结转移等被认为是肺癌局部复发和转移的高风险因素[1-3,10,17,19-24]。脏层胸膜浸润是该组病例中所观察到发生率最高的危险因素，且老年组病例数略高于非老年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的主要因素是GGO类型、GGO直径和胸膜征。
我们观察到Ki-67指数在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和浸润期肺癌间以及GGO类型间存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早期肺癌不同阶段肿瘤细胞增长速度的差异[3,10,16,23-24]，符合早期肺癌发生发展的病理变化进程，并与GGO类型存在一定的关联。Ki-67指数在两个年龄组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GO类型是Ki-67指数的独立影响要因素。
通过该组病例的回顾分析显示，该组老年GGO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观察时间长、GGO边缘不光滑、胸膜征和支气管征明显、Ⅱ型～Ⅳ型GGO占比高、肺叶切除例数多、术后浸润期病变例数多。老年组患者较长的平均观察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年GGO患者对外科治疗安全性的担忧[8,10,21]。从两个年龄组间相近的平均住院时间，可以看到目前微创外科技术在治疗早期肺癌患者方面的安全性[2,4,10,18,21-24]。而对老年组中接受肺叶切除的例数明显多于非老年组的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出GGO直径和类型是影响术式的主要因素。因此，应该把影像学表现为直径＞10.5 mm、符合Ⅱ～Ⅳ型GGO影像学特征的老年患者列入拟手术人群，以期降低老年GGO患者的肺叶切除率。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苏雷负责选题和设计、起草或修改论文、主要手术参与者；张毅、王腾腾、李元博、钱坤、张培龙为手术参与者，负责临床资料收集、整理；高艳，魏兵：影像学学特征分析及相关鉴别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王雷明：术后病理分析和数据确认；魏秀芹：临床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以肺部磨玻璃病变（ground-glass opacity，GGO）为影像学表现的早期肺癌诊断和外科治疗策略已成为临床工作的研究热点[1-8] 。目前对老年GGO患者的影像学特点和诊疗的研究报告较少[1-4,7-11]。合并症多、心肺等主要脏器代偿功能降低等成为老年GGO患者共同的临床特征。单孔胸腔镜入路的肺癌根治术进一步降低了手术创伤对老年肺癌患者带来的风险。我们曾报道2017—2019年国家老年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老年肺结节多学科诊疗联盟-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胸外科经单孔胸腔镜治疗的老年GGO患者的外科治疗情况[10]，现将同期收治的575例肺部GGO患者中年龄≥60岁的老年患者与非老年患者的影像学特征等临床资料进行回顾分析。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纳入标准：（1）肺部影像学表现为GGO的患者且影像学判断能够通过手术达到根治性治疗的患者；（2）无明显手术禁忌；（3）自愿签署手术治疗同意书。
影像学数据均来自我院影像科胸部薄层CT扫描（thin-section CT，TSCT。设定条件120 kV，110 mAs，层厚1.25 mm）在肺窗表现为GGO的影像学数据，主要包括GGO直径、形态特征、边缘征象（包括GOO边缘是否清晰/模糊、边缘是否光滑/毛刺/分叶）、内部征象和动态观察结果等。基于前期临床观察结果，我们根据有无空泡征/血管征/支气管征，将Kakinuma等[7]在2016年提出的针对GGO影像学特征的“三分类法”的第一类即纯GGO（p-GGO），细分为Ⅰ型（均匀型p-GGO）和Ⅱ型（非均匀型p-GGO）；Ⅲ型是仅在肺窗可见实性成分的GGO（heterogeneous GGO，h-GGO），Ⅳ型是在肺窗和纵隔窗均可见实性成分的GGO（part-solid GGO，ps-GGO）[4,7,10]。
1.2 手术方法
经术侧腋前线第4肋间的单孔胸腔镜入路[4,10]。解剖性肺段或肺叶切除主要针对肺实质内深在的GGO病变，根据其最大直径选择解剖性肺段或肺叶切除术式。非解剖性肺楔形切除主要针对周围型GGO病变，用内镜切割缝合器（Endo-GIA）在边距＞10 mm或大于病变最大直径处切除病变所在部位肺组织，再根据术中冰冻病理结果及患者耐受情况确定具体术式；常规行肺门和纵隔淋巴结切除[2,4-5,10]。
1.3 术后病理数据分析
宣武医院病理科胸部肿瘤专业组医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2021对肺部肿瘤的新分类将病灶性质分为良性肿瘤、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病变和浸润期病变。并对肺癌病理亚型、细胞核增殖指数Ki-67、是否发生单一气腔播散、脉管浸润、脏层胸膜受累或复合浸润（气腔播散+脉管浸润、气腔播散+脏层胸膜受累、脉管浸润+脏层胸膜受累、气腔播散+脉管浸润+脏层胸膜受累）以及淋巴结转移等情况的描述。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SPSS 25.0 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 χ2检验，定性资料的相关性分析采用Spearman秩和检验；对差异明显的单因素结果选择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5 伦理审查
获得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伦理批件号：临研审【2022】057。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老年患者占同期治疗患者的48.9%（281/575）。老年组中女性患者明显多于男性患者，且两组间的性别间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P=0.918）；见表1。
表1
老年与非老年肺GGO患者影像学特征及术后病理分析［x±s/例（%）］
老年组患者的平均观察时间明显长于非老年组［（13.52±23.3）个月vs.（8.24±12.1）个月，P＜0.001］。两组间观察结果的差异不明显。
2.2 患者影像学特征
老年组患者GGO直径明显大于非老年组［（13.31±7.5）mm vs.（9.84±5.2）mm，P＜0.001］；见表1。
全组中Ⅰ型GGO病例188例（32.7%），Ⅱ型GGO 263例（45.7%），Ⅲ型和Ⅳ型病例分别为105例（18.3%）和19例（3.3%）。老年患者中符合Ⅱ～Ⅳ型GGO影像学特征的比例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01）。
老年组患者的GGO表现为边缘不光滑、胸膜征和支气管征的比例高于非老年组，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
对包括患者性别、年龄、空泡征、支气管征和血管征等影像学资料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空泡征、支气管征和血管征是影响GGO类型的主要因素（P＜0.05）。
2.3 术式
老年组中接受肺叶切除的例数明显多于非老年组（P＜0.05）。
对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和影像学资料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GO直径和GGO类型是影响术式的主要因素（P＜0.001）。
2.4 术后病理
2.4.1 病变性质
两组中的良性病变例数和微浸润肺癌例数较为接近；老年组中的腺体前驱病变例数少于非老年组，而浸润期病变例数多于后者，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观察时间、GGO直径、GGO类型、胸膜征是术后病理为浸润期病变主要影响因素（P＜0.05）。对老年患者术后病理是（微浸润+浸润）肺癌的GGO直径进行ROC曲线分析，得到的曲线下面积为0.812［95%CI（0.776，0.849），P＜0.001］，与其对应的GGO直径的cut-off值为10.5 mm，其特异度为64.1%，敏感度为85.6%。在老年组中GGO直径＞10.5 mm的病例占比为53.4%（150/281），明显高于非老年组的30.6%（90/294），（P＜0.001）。
图1
GGO直径与术后病理为（微浸润+浸润）肺癌的ROC曲线
2.4.2 病理亚型
在174例肺腺癌病理亚型中，贴壁为主型（lepidic predominant pattern，LPP）和腺泡为主型（acinar predominant pattern，APP）所占比例分别为55.2%（96/174）和39.1%（68/174）。老年组中LPP亚型的例数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患者年龄和GGO直径是术后病理亚型为LPP的重要影响因素（P＜0.05）。
2.4.3 局部浸润及转移
在180例浸润期病变中共观察到11例（6.1%）发生气腔播散，6例（3.3%）脉管浸润，42例（23.2%）累及脏层胸膜，2例（0.9%）纵隔淋巴结转移（N2）。老年组中观测到局部浸润的病例数多于非老年组，其中发生复合浸润病例数的差异显示出统计学意义（表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GGO直径、GGO类型和胸膜征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P＜0.05）。
2.4.4 细胞核增殖指数Ki-67
两组间的Ki-67值差异不明显，而在GGO类型间的差异明显（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GO直径和GGO分型是影响Ki-67指数的主要因素（P＜0.05）。
2.5 平均住院时间及随访
全组无围术期死亡病例，平均住院时间为（10.33±3.8）d。不同年龄组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截止最近随访时间，尚未发现复发或转移病例。
3 讨论
老年人口的增长是全球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人们的生活质量。对老年肺癌患者是否外科手术治疗曾一度是困扰国内外胸外科医生的问题，文献资料的结论不尽相同[1-3,7,10-14]。其实不同地域对老年人的年龄认定有所不同，相对集中的年龄分界在65岁或70岁以上。WHO根据老年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需求等因素综合考虑把“老年人”界定为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人群。
这一特殊群体的个体差异性较非老年人更为明显，高血压、糖尿病等合并症增多及器官功能的衰退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明显。我们曾在病例回顾中发现，有67.6%的老年GGO患者伴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COPD等合并症的一种或多种。一组针对老年人（≥70岁）肺癌患者手术治疗的回顾性分析发现，与开放性术式相比，微创手术的确让老年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间明显缩短（8.1 d vs. 11.9 d， P<0.000 1），同时观察到老年患者术后心、肺等术后并发症也明显高于非老年患者（9.9% vs. 2.6%，P=0.035）[15]。在该组回顾的病例中，术式包括肺叶切除术88例（31.3%）、亚肺叶切除193例（68.7%）。手术平均时间为（162.61±63.5）min，术中出血量为（53.68±29.6）mL。无围术期死亡病例，仍有51例（17.6%）老年患者术后出现心、肺、血管、肝功能不全等术后并发症[10]。在应对越来越多的以肺GGO为影像学表现的老年患者时，如何判断手术必要性以及所选择术式，对患者GGO影像学特征的分析和预判是制定针对性诊疗策略的关键[1-4,6-10]。
我们曾报告在一组影像学病变最大径为20～30 mm的20例p-GGO和9例CTR（consolidation/tumor ratio）≤0.3的h-GGO的术后病理分析中，只有1例为硬化性肺泡细胞瘤的良性病变，其余28例恶性病变中包括了7例微浸润和21例浸润期肺腺癌[4]。对一组96例亚厘米GGO的病例回顾发现，良性病变只有19例（19.8%），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期和浸润期肺腺癌分别为45例（46.9%）、25例（26.0%）和7例（7.3%）[2]，而且良、恶性GGO病变的平均观察时间并没有明显差别。由此看出，除了GGO直径和观察时间，GGO自身的影像学特征应该更为重要[1-3,7,10-15]。
对GGO影像学特征的描述大多沿用Kakinuma等[7]在2016年提出的GGO“三分类法”。但随着胸部TSCT的影像学重建技术的发展，我们观察到“三分类法”中的第一类p-GGO，在影像学特征上可分为均匀型p-GGO（I型）和非均匀型p-GGO（Ⅱ型），并于与术后病理的存在一定的对应性[4,10]。
在本组病例中，I～Ⅳ型GGO的例数分别为188例（32.7%），263例（45.7%），105例（18.3%）和19例（3.3%）。术后病理结果显示，符合Ⅰ型GGO表现的病变中只有14.9%在术后病理证实为良性病变，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期和浸润期肺癌分别为65.4%、10.6%和9.0%，提示在胸部TSCT扫描中表现为纯GGO，已不仅仅是“惰性”病变或癌前期病变，已经有浸润前期和浸润期肺癌的风险。同时观测到Ⅱ～Ⅳ型GGO病变的术后病理为浸润期肺癌的所占比例分别为32.7%、57.1%和89.5%。提示符合Ⅱ～Ⅳ型GGO影像学表现的GGO已具备“恶性特征”[4,10]。多因素回归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GGO类型、GGO直径、观察时间、胸膜征是术后病理为浸润期病变的重要影响因素。通过ROC曲线分析，取得老年组GGO直径预判浸润期病变的Cut-off值为10.5 mm，其特异度为64.1%，敏感度为85.6%。提示对影像学表现为直径＞10.5 mm的Ⅱ～Ⅳ型GGO病变的老年患者应该在其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提出手术治疗建议。
根据2011年国际肺癌研究协会（IASLC）发布的肺腺癌分类[3-4,7,10,15-19]，本组病例中的LPP和APP是所占比例较高的两类亚型，其中LPP亚型在老年组中的例数明显高于非老年组（P＜0.05）。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老年组患者和GGO直径是术后病理亚型为LPP的主要影响因素。显示GGO类型与术后病理亚型存在可能的关联，这还需要更多的临床资料进行分析和验证。
气腔播散、脉管转移、脏层胸膜受累和淋巴结转移等被认为是肺癌局部复发和转移的高风险因素[1-3,10,17,19-24]。脏层胸膜浸润是该组病例中所观察到发生率最高的危险因素，且老年组病例数略高于非老年组。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影响的主要因素是GGO类型、GGO直径和胸膜征。
我们观察到Ki-67指数在腺体前驱病变、微浸润和浸润期肺癌间以及GGO类型间存在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早期肺癌不同阶段肿瘤细胞增长速度的差异[3,10,16,23-24]，符合早期肺癌发生发展的病理变化进程，并与GGO类型存在一定的关联。Ki-67指数在两个年龄组间的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显示，GGO类型是Ki-67指数的独立影响要因素。
通过该组病例的回顾分析显示，该组老年GGO患者的临床特点包括观察时间长、GGO边缘不光滑、胸膜征和支气管征明显、Ⅱ型～Ⅳ型GGO占比高、肺叶切除例数多、术后浸润期病变例数多。老年组患者较长的平均观察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年GGO患者对外科治疗安全性的担忧[8,10,21]。从两个年龄组间相近的平均住院时间，可以看到目前微创外科技术在治疗早期肺癌患者方面的安全性[2,4,10,18,21-24]。而对老年组中接受肺叶切除的例数明显多于非老年组的多因素回归分析显示出GGO直径和类型是影响术式的主要因素。因此，应该把影像学表现为直径＞10.5 mm、符合Ⅱ～Ⅳ型GGO影像学特征的老年患者列入拟手术人群，以期降低老年GGO患者的肺叶切除率。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苏雷负责选题和设计、起草或修改论文、主要手术参与者；张毅、王腾腾、李元博、钱坤、张培龙为手术参与者，负责临床资料收集、整理；高艳，魏兵：影像学学特征分析及相关鉴别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王雷明：术后病理分析和数据确认；魏秀芹：临床资料收集、整理、数据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