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本文： 李欣, 王哲, 袁慧, 官彬, 关正. 日均运动步数与老年患者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肺部并发症关系的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 中国胸心血管外科临床杂志, 2024, 31(1): 99-104. doi: 10.7507/1007-4848.202203067 复制
肺癌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全球每年约有220万新发病例，约有160万人死于肺癌[1]，在中国，肺癌亦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2]。完整的手术切除仍然是肺癌最理想的治疗方法。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肺炎、肺不张、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肺叶切除术后常见并发症[3]，其发生率可高达16.8%[4]，老年患者PPCs发生率更高[5]。肺叶切除术后发生PPCs可导致术后住院时间延长、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停留时间延长、术后死亡率增加、术后30 d再入院率升高[6]，术后3年及5年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下降[4]。
运动能力下降与肺叶切除术后PPCs发生相关[7]。运动能力评估主要包括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肺功能可间接反映运动能力，是最常用的静态评估方法。研究[8]发现，呼气峰流速与肺癌行肺叶切除术后PPCs发生呈负相关。但肺功能检查受被检查者检查时配合度的影响，其结果的干扰因素较多。六分钟步行测试（6-minute walk test，6MWT）是主要的动态评估方法。但是，6MWT结果受性别、年龄、身高和体重的影响，不完全可靠。
每日运动步数可反映机体运动能力[9]。近年来，可穿戴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实时、远程监控患者在非医疗干预下的活动情况、客观评价患者的运动能力成为可能，目前的智能手机均可记录个体的每日运动步数。自2018年起，我院麻醉科与胸外科合作，利用智能手机记录老年患者术前连续3 d的每日运动步数，计算术前日均运动步数，作为术前运动能力评估的依据。本研究拟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回顾性分析术前日均运动步数与老年患者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关系，探讨记录患者术前每日运动步数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纳入2018—202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住院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两孔或三孔）后发生PPCs的老年患者。纳入标准：肺癌（术前或术后病理诊断的非小细胞肺癌），年龄≥60岁，均实施解剖性肺叶切除+淋巴结清扫。与同期未发生PPCs的患者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
本研究的PPCs包括术后到出院前的ARDS、肺炎，术后48 h肺不张以及术后24 h ALI。
ARDS诊断标准：氧合指数［动脉血氧分压（oxygen partial pressure，PaO2）/吸氧分数（fraction inspired oxygen concentration，FiO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肺部非渗出性浸润性改变；肺叶/全肺萎陷或出现结节影；不能用心力衰竭或容量过负荷解释的肺水肿。
肺炎诊断标准：新发的肺部浸润改变，肺实变；同时伴随以下情况中的1条：（1）体温＞38℃，排除其他已知原因，（2）白细胞计数＜4×109/L或＞12×109/L，（3）若年龄＞70岁，出现未知原因的意识改变，同时伴随以下中的2条：① 新出现的浓痰或痰液性质改变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② 咳嗽加重或呼吸困难、呼吸过速，③ 出现啰音或支气管呼吸音，④ 气体交换功能受损。
肺不张诊断标准：胸部X线片或胸部CT显示部分肺无通气或萎陷，通过肺部物理治疗或支气管镜治疗后可复张。
ALI诊断标准：术后24 h PaO2/FiO2＜300 mm Hg，胸部X线片显示双肺浸润性改变，肺毛细血管楔压＜18 mm Hg。
1.2 每日运动步数记录方法
患者入院后由专科护士进行项目宣教，指导智能手机佩戴方法及每日运动步数记录方法。智能手机型号不限，除接打电话和卧床休息外，均佩戴于患者前臂。患者自由活动，活动范围无限制。每日晚8点向护士自行汇报智能手机自带软件记录的每日运动步数（从早8点到晚8点），连续记录3 d，计算患者术前日均运动步数。
1.3 麻醉方法
1.3.1 麻醉实施
术前禁食6 h，禁饮2 h。麻醉诱导依次给予舒芬太尼0.4 μg/kg，丙泊酚2 mg/kg，罗库溴铵0.9 mg/kg。麻醉维持采用丙泊酚4～8 mg/（kg·h），瑞芬太尼0.1～0.2 μg/（kg·min），维持脑电双频指数在40～60之间。
1.3.2 术中液体管理
采用目标导向的液体管理策略，醋酸钠林格氏液2 mL/（kg·h）作为背景液体输注，当每搏量变异（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13%时，5 min内快速给予羟乙基淀粉4 mL/kg，10 min后可重复一次，直至SVV＜13%。
1.3.3 术中呼吸管理
利用双腔支气管插管行单肺通气，采用保护性肺通气策略：双肺通气期间潮气量6 mL/kg，单肺通气期间潮气量4～5 mL/kg，呼气末正压5～10 cm H2O（1 cm H2O=0.098 kPa），每小时进行一次肺复张，根据呼气末二氧化碳压调整呼吸频率，维持呼气末二氧化碳压在35～45 mm Hg。
1.4 手术方式
患者取健侧卧位，于腋中线第7肋间切口为进镜口，于腋前线第4肋间切口为主操作口并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套撑开切口，视术中情况于腋后线第7肋间切口作为辅助操作口。术毕于进镜口置入胸腔闭式引流管。
1.5 术后镇痛及护理
根据麻醉医师习惯，术后在手术室内或麻醉恢复室内拔除气管导管。患者均转入病房ICU继续进行生命体征监测，当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脱氧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和血气分析结果均正常后即可转入普通病房。采用患者自控镇痛+肋间神经阻滞术后镇痛。术后早期进饮进食、早期下床活动，当恢复正常进饮进食后立即停止静脉输液，尽早拔除胸腔闭式引流管。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是否发生PPCs为应变量，以年龄、性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手术类型、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吸烟史、吸烟程度、是否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以及一秒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one second，FEV1）为自变量，采用最邻近匹配，设置匹配容差为0.2，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XJTU1AF2019LSL-012。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
共纳入发生PPCs的患者100例（PPCs组），同时纳入同期未发生PPCs的患者334例（Non-PPCs组），年龄均≥60岁。以1∶1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匹配前，两组患者除年龄外，其余一般资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匹配后，两组各纳入患者10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例/
）
2.2 两组患者围术期资料比较
PPCs组术后并发症包括：ARDS 6例，肺炎15例，肺不张46例，ALI 33例。两组患者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尿量、输液量，术后24 h输液量、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PPCs组相比，Non-PPCs组患者术后ICU停留时间缩短，首次下床时间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围术期资料比较［
/M（P25，P75）］
2.3 两组患者运动步数的比较
记录两组患者的每日运动步数，取3 d的平均值，获得日均运动步数，对日均运动步数及每日运动步数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结果发现，PPCs组日均运动步数明显少于Non-PPCs组［（4 745.5±2 190.9）步 vs. （6 821.1±2 542.0）步，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住院期间每日运动步数均呈上升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1。
图1
两组患者每日运动步数变化趋势
3 讨论
运动能力下降和心肺功能损害与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发生密切相关。利用术前爬楼梯测试患者心肺功能，爬楼梯后血氧饱和度下降≥5%、心率增加≤55次/min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相关[7]。对于开胸肺叶切除术，未发生PPCs的患者术前六分钟步行距离（6-minute walk distance，6MWD）明显长于发生PPCs的患者（422.38 m vs. 340.89 m）[10]。因此，评估患者的术前运动能力可以预测PPCs。
步行是老年人群中最流行的运动方式，运动步数可以反映老年患者的运动能力，运动步数越多，表明其运动能力越强[11]。另外，运动步数亦可反映患者的心肺功能情况[12]。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记录每日运动步数已成为评估日常运动能力的常用方法。研究[11]表明，利用运动步数进行统计学建模，可评估健康个体的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学龄前儿童的每日运动步数与身体素质（包括心肺系统、肌肉骨骼系统、运动系统）之间亦存在正相关关系[13]。采用智能手机记录的每日运动步数与6MWD具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ICU出院患者活动能力的判断标准[14]。利用可穿戴设备记录腹膜转移癌手术患者住院恢复期运动步数，该指标与术后30 d和60 d的再入院率呈负相关，表明运动步数可反映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15]。另外，每日运动步数与全因死亡率呈负相关，随着每日运动步数的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降低[12]。本研究亦表明每日运动步数可评估老年肺癌手术患者的术前运动能力，证实了运动能力与肺叶切除术后PPCs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每日运动步数不但反映患者的日常运动能力，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3 d的记录过程中，患者的每日运动步数呈上升趋势，表明记录每日运动步数对患者的主动运动倾向具有促进作用，无形中起到了运动训练的作用。运动训练可调节循环与代谢，提高免疫功能，减少全身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反应，改善心肺功能[16]。Meta分析[17]显示，术前运动训练可改善肺功能，可使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发生率下降67%，缩短胸腔闭式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另一项研究[18]发现，对行肺叶切除术的肺癌患者，术前运动训练可减少术后并发症，术后平均住院时间缩短3 d。
研究[6]表明肺叶切除术后发生PPCs可导致术后ICU停留时间延长，住院时间延长，而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无明显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对两组患者均采用了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加强了术后呼吸功能锻炼及肺部物理治疗，鼓励患者术后早下床，这可能与患者术后恢复较快有关；第二，本研究中无因PPCs导致的二次气管插管，以及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的延长，这可能也与术后住院时间未明显延长相关；第三，本研究统计的术后住院时间为患者实际住院时间，而不是以患者达到出院标准为依据的计算值，因此术后住院时间可能受外科诊疗习惯的影响。
此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此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因此存在抽样误差和混杂因素。第二，由于病历资料的限制，吸烟患者是否戒烟、戒烟时间、COPD严重程度等可能影响术后PPCs的因素未能获得。第三，每日运动步数除与患者运动能力相关外，还受住院后术前准备、社会心理、合并疾病、生活习惯以及天气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如冬季平均运动步数明显下降，温度和湿度与运动步数呈正相关，雨、雪和风速与运动步数呈负相关[11]，而此研究未考虑以上因素对每日运动步数产生的影响。第四，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机由于所使用的软件不同，记录的每日运动步数准确性存在差异，对研究结果亦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术前3 d的每日运动步数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患者实际的运动能力，但由于患者术前住院时间普遍较短，因此无法收集术前更长时间的每日运动步数，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日均运动步数数据。
综上所述，术前日均运动步数与老年患者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发生相关，利用智能手机记录患者每日运动步数可以成为手术患者术前运动能力和心肺功能评估的辅助方法，记录每日运动步数可促进住院患者的术前主动运动训练。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李欣负责数据收集，论文撰写；王哲负责人员协调沟通工作以及项目指导；袁慧负责数据整理，统计学分析，论文撰写；官彬负责数据收集与整理；关正负责研究设计，论文审核。
肺癌是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全球每年约有220万新发病例，约有160万人死于肺癌[1]，在中国，肺癌亦是癌症死亡的主要原因[2]。完整的手术切除仍然是肺癌最理想的治疗方法。术后肺部并发症（postoperative pulmonary complications，PPCs），包括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肺炎、肺不张、急性肺损伤（acute lung injury，ALI）是肺叶切除术后常见并发症[3]，其发生率可高达16.8%[4]，老年患者PPCs发生率更高[5]。肺叶切除术后发生PPCs可导致术后住院时间延长、重症监护室（intensive care unit，ICU）停留时间延长、术后死亡率增加、术后30 d再入院率升高[6]，术后3年及5年无病生存率及总生存率下降[4]。
运动能力下降与肺叶切除术后PPCs发生相关[7]。运动能力评估主要包括静态评估和动态评估。肺功能可间接反映运动能力，是最常用的静态评估方法。研究[8]发现，呼气峰流速与肺癌行肺叶切除术后PPCs发生呈负相关。但肺功能检查受被检查者检查时配合度的影响，其结果的干扰因素较多。六分钟步行测试（6-minute walk test，6MWT）是主要的动态评估方法。但是，6MWT结果受性别、年龄、身高和体重的影响，不完全可靠。
每日运动步数可反映机体运动能力[9]。近年来，可穿戴设备的广泛应用，使得实时、远程监控患者在非医疗干预下的活动情况、客观评价患者的运动能力成为可能，目前的智能手机均可记录个体的每日运动步数。自2018年起，我院麻醉科与胸外科合作，利用智能手机记录老年患者术前连续3 d的每日运动步数，计算术前日均运动步数，作为术前运动能力评估的依据。本研究拟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回顾性分析术前日均运动步数与老年患者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关系，探讨记录患者术前每日运动步数的临床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本研究属于回顾性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通过医院信息系统纳入2018—2021年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胸外科住院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两孔或三孔）后发生PPCs的老年患者。纳入标准：肺癌（术前或术后病理诊断的非小细胞肺癌），年龄≥60岁，均实施解剖性肺叶切除+淋巴结清扫。与同期未发生PPCs的患者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
本研究的PPCs包括术后到出院前的ARDS、肺炎，术后48 h肺不张以及术后24 h ALI。
ARDS诊断标准：氧合指数［动脉血氧分压（oxygen partial pressure，PaO2）/吸氧分数（fraction inspired oxygen concentration，FiO2）］＜300 mm Hg（1 mm Hg=0.133 kPa）；肺部非渗出性浸润性改变；肺叶/全肺萎陷或出现结节影；不能用心力衰竭或容量过负荷解释的肺水肿。
肺炎诊断标准：新发的肺部浸润改变，肺实变；同时伴随以下情况中的1条：（1）体温＞38℃，排除其他已知原因，（2）白细胞计数＜4×109/L或＞12×109/L，（3）若年龄＞70岁，出现未知原因的意识改变，同时伴随以下中的2条：① 新出现的浓痰或痰液性质改变或呼吸道分泌物增加，② 咳嗽加重或呼吸困难、呼吸过速，③ 出现啰音或支气管呼吸音，④ 气体交换功能受损。
肺不张诊断标准：胸部X线片或胸部CT显示部分肺无通气或萎陷，通过肺部物理治疗或支气管镜治疗后可复张。
ALI诊断标准：术后24 h PaO2/FiO2＜300 mm Hg，胸部X线片显示双肺浸润性改变，肺毛细血管楔压＜18 mm Hg。
1.2 每日运动步数记录方法
患者入院后由专科护士进行项目宣教，指导智能手机佩戴方法及每日运动步数记录方法。智能手机型号不限，除接打电话和卧床休息外，均佩戴于患者前臂。患者自由活动，活动范围无限制。每日晚8点向护士自行汇报智能手机自带软件记录的每日运动步数（从早8点到晚8点），连续记录3 d，计算患者术前日均运动步数。
1.3 麻醉方法
1.3.1 麻醉实施
术前禁食6 h，禁饮2 h。麻醉诱导依次给予舒芬太尼0.4 μg/kg，丙泊酚2 mg/kg，罗库溴铵0.9 mg/kg。麻醉维持采用丙泊酚4～8 mg/（kg·h），瑞芬太尼0.1～0.2 μg/（kg·min），维持脑电双频指数在40～60之间。
1.3.2 术中液体管理
采用目标导向的液体管理策略，醋酸钠林格氏液2 mL/（kg·h）作为背景液体输注，当每搏量变异（stroke volume variation，SVV）＞13%时，5 min内快速给予羟乙基淀粉4 mL/kg，10 min后可重复一次，直至SVV＜13%。
1.3.3 术中呼吸管理
利用双腔支气管插管行单肺通气，采用保护性肺通气策略：双肺通气期间潮气量6 mL/kg，单肺通气期间潮气量4～5 mL/kg，呼气末正压5～10 cm H2O（1 cm H2O=0.098 kPa），每小时进行一次肺复张，根据呼气末二氧化碳压调整呼吸频率，维持呼气末二氧化碳压在35～45 mm Hg。
1.4 手术方式
患者取健侧卧位，于腋中线第7肋间切口为进镜口，于腋前线第4肋间切口为主操作口并使用一次性切口保护套撑开切口，视术中情况于腋后线第7肋间切口作为辅助操作口。术毕于进镜口置入胸腔闭式引流管。
1.5 术后镇痛及护理
根据麻醉医师习惯，术后在手术室内或麻醉恢复室内拔除气管导管。患者均转入病房ICU继续进行生命体征监测，当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脱氧状态下血氧饱和度和血气分析结果均正常后即可转入普通病房。采用患者自控镇痛+肋间神经阻滞术后镇痛。术后早期进饮进食、早期下床活动，当恢复正常进饮进食后立即停止静脉输液，尽早拔除胸腔闭式引流管。
1.6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以是否发生PPCs为应变量，以年龄、性别、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Anesthesiologists，ASA）分级、手术类型、体重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吸烟史、吸烟程度、是否合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以及一秒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 in one second，FEV1）为自变量，采用最邻近匹配，设置匹配容差为0.2，进行1∶1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对数据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配对t检验，组内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非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上下四分位数）［M（P25，P75）］描述，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频数描述，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1.7 伦理审查
本研究已通过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准号：XJTU1AF2019LSL-012。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
共纳入发生PPCs的患者100例（PPCs组），同时纳入同期未发生PPCs的患者334例（Non-PPCs组），年龄均≥60岁。以1∶1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分析。匹配前，两组患者除年龄外，其余一般资料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匹配后，两组各纳入患者100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两组患者术前资料比较（例/）
2.2 两组患者围术期资料比较
PPCs组术后并发症包括：ARDS 6例，肺炎15例，肺不张46例，ALI 33例。两组患者麻醉时间，手术时间，术中失血量、尿量、输液量，术后24 h输液量、术后住院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与PPCs组相比，Non-PPCs组患者术后ICU停留时间缩短，首次下床时间提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
两组患者围术期资料比较［/M（P25，P75）］
2.3 两组患者运动步数的比较
记录两组患者的每日运动步数，取3 d的平均值，获得日均运动步数，对日均运动步数及每日运动步数的变化趋势进行比较。结果发现，PPCs组日均运动步数明显少于Non-PPCs组［（4 745.5±2 190.9）步 vs. （6 821.1±2 542.0）步，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患者住院期间每日运动步数均呈上升趋势，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1。
图1
两组患者每日运动步数变化趋势
3 讨论
运动能力下降和心肺功能损害与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发生密切相关。利用术前爬楼梯测试患者心肺功能，爬楼梯后血氧饱和度下降≥5%、心率增加≤55次/min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术后心肺并发症的发生相关[7]。对于开胸肺叶切除术，未发生PPCs的患者术前六分钟步行距离（6-minute walk distance，6MWD）明显长于发生PPCs的患者（422.38 m vs. 340.89 m）[10]。因此，评估患者的术前运动能力可以预测PPCs。
步行是老年人群中最流行的运动方式，运动步数可以反映老年患者的运动能力，运动步数越多，表明其运动能力越强[11]。另外，运动步数亦可反映患者的心肺功能情况[12]。随着智能可穿戴设备的普及，记录每日运动步数已成为评估日常运动能力的常用方法。研究[11]表明，利用运动步数进行统计学建模，可评估健康个体的日常体力活动水平。学龄前儿童的每日运动步数与身体素质（包括心肺系统、肌肉骨骼系统、运动系统）之间亦存在正相关关系[13]。采用智能手机记录的每日运动步数与6MWD具有一定关联性，可作为ICU出院患者活动能力的判断标准[14]。利用可穿戴设备记录腹膜转移癌手术患者住院恢复期运动步数，该指标与术后30 d和60 d的再入院率呈负相关，表明运动步数可反映患者的术后恢复情况[15]。另外，每日运动步数与全因死亡率呈负相关，随着每日运动步数的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率明显降低[12]。本研究亦表明每日运动步数可评估老年肺癌手术患者的术前运动能力，证实了运动能力与肺叶切除术后PPCs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每日运动步数不但反映患者的日常运动能力，我们的研究还发现，在3 d的记录过程中，患者的每日运动步数呈上升趋势，表明记录每日运动步数对患者的主动运动倾向具有促进作用，无形中起到了运动训练的作用。运动训练可调节循环与代谢，提高免疫功能，减少全身炎症反应和氧化应激反应，改善心肺功能[16]。Meta分析[17]显示，术前运动训练可改善肺功能，可使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发生率下降67%，缩短胸腔闭式引流管留置时间，缩短术后住院时间。另一项研究[18]发现，对行肺叶切除术的肺癌患者，术前运动训练可减少术后并发症，术后平均住院时间缩短3 d。
研究[6]表明肺叶切除术后发生PPCs可导致术后ICU停留时间延长，住院时间延长，而本研究中两组患者术后住院时间无明显差异，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对两组患者均采用了加速康复外科理念，加强了术后呼吸功能锻炼及肺部物理治疗，鼓励患者术后早下床，这可能与患者术后恢复较快有关；第二，本研究中无因PPCs导致的二次气管插管，以及术后机械通气时间的延长，这可能也与术后住院时间未明显延长相关；第三，本研究统计的术后住院时间为患者实际住院时间，而不是以患者达到出院标准为依据的计算值，因此术后住院时间可能受外科诊疗习惯的影响。
此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之处：第一，此研究是单中心回顾性倾向性评分匹配研究，因此存在抽样误差和混杂因素。第二，由于病历资料的限制，吸烟患者是否戒烟、戒烟时间、COPD严重程度等可能影响术后PPCs的因素未能获得。第三，每日运动步数除与患者运动能力相关外，还受住院后术前准备、社会心理、合并疾病、生活习惯以及天气和气候等因素影响，如冬季平均运动步数明显下降，温度和湿度与运动步数呈正相关，雨、雪和风速与运动步数呈负相关[11]，而此研究未考虑以上因素对每日运动步数产生的影响。第四，不同品牌的智能手机由于所使用的软件不同，记录的每日运动步数准确性存在差异，对研究结果亦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术前3 d的每日运动步数可能无法准确反映患者实际的运动能力，但由于患者术前住院时间普遍较短，因此无法收集术前更长时间的每日运动步数，从而获得更加准确的日均运动步数数据。
综上所述，术前日均运动步数与老年患者行胸腔镜肺叶切除术后PPCs的发生相关，利用智能手机记录患者每日运动步数可以成为手术患者术前运动能力和心肺功能评估的辅助方法，记录每日运动步数可促进住院患者的术前主动运动训练。
利益冲突：无。
作者贡献：李欣负责数据收集，论文撰写；王哲负责人员协调沟通工作以及项目指导；袁慧负责数据整理，统计学分析，论文撰写；官彬负责数据收集与整理；关正负责研究设计，论文审核。
